他们将逮捕“异己”视为在末日官僚体系中向上攀爬的唯一阶梯,抓捕的数字越高,晋升的速度便越快,越能确保自身在这场风暴中免遭倾覆。
审讯室里,那晃眼的白炽灯,以一种无情的姿态,将每一个被拖入其中的生命,都暴露在极致的冷光之下。
墙角那把铁椅上,依稀可见前一次“工作”留下的、尚未完全干涸的水渍,混合着铁锈与血腥的气味。一个警察,双眉紧拧成一个无法解开的疙瘩,他那双眼死死盯着记录本上那份冰冷的“抓捕数”。
几天前,与他同期入职的同僚,仅仅因为“破获”了一起所谓的“大通敌案”,便获得了连升两级的嘉奖,而他自己的名单上,却依然有数个空缺,这让他的内心如同被烈火炙烤。
于是,那些原本需要更多时间进行核实的线索,被他以一种粗暴而武断的方式,强行拼凑成“铁证”;那些仅仅因为与“可疑人物”有过两句无关紧要的交谈的个体,也被他毫不犹豫地划入了“异己”的行列。
深夜,在散发着霉味与旧纸气味的档案室里,他翻阅着前辈们的晋升记录。指腹在“抓捕37人,晋升一级”那一行模糊的字迹上,反复摩挲,甚至将纸面都蹭得泛出了细密的毛边。
他的眼神中,交织着贪婪与一种近乎木然的死寂——他已然彻底内化了这套冰冷的游戏规则:抓捕的人数越多,晋升的速度便越快,至于这些被他送入深渊的个体是冤是屈,早已被他抛到了脑后,完全无关紧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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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这么着,在恐惧与诱惑的双重催化下,秘密警察成为了这场风暴中最敢于下狠手的执行者。
每一次的抓捕,都像是在自己的履历上,多盖了一个血色的、象征着“忠诚”的印章。
连那些在街头巷尾苟延残喘的老百姓,其认知也被日复一日、无孔不入的宣传攻势,彻底扭曲、浸染,最终稀里糊涂地被卷入了这场吞噬一切的风暴。
菜市场那斑驳的土墙上,用粗砺的红漆刷写着“举报坏人就是爱国”的标语,漆皮被风吹得卷起边缘,摇摇欲坠,却依然以一种刺目的血色,扎入每一个匆匆过客的眼底。
广播里,那被无限放大的、充满煽动性的声音,震耳欲聋地一遍遍重复着“坏人就藏在你身边”的警告,将“告密”这种卑劣的行为,堂而皇之地粉饰为一种守护家园的“本分”。
一天傍晚,在铅灰色的天幕下,一个身影鬼鬼祟祟地溜进了派出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。他手中紧攥着一张被手汗浸得软塌塌的皱巴巴纸条,上面潦草地写着几个扭曲的字迹:“邻居家来了生人”。
实际上,那不过是邻居家一位在饥荒中艰难求生的远房亲戚,前来探望。然而,他那被宣传机器反复洗刷过的大脑,早已彻底丧失了分辨“应有的警惕”与“毫无根据的臆测”的能力。
他坚信自己是在履行某种崇高的“爱国”职责,同时,也能以此避免自己被那个无所不在的、冰冷的清查之眼所怀疑。他将那纸条递出时,指尖因紧张而颤抖,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病态的“正直”。
这清算之手,其触角伸得何其之长?它甚至能渗透到最私密的家庭领域,连谁家来了客人,都可能被视为一种需要被举报的“异样”。
这些身处风暴中的个体,他们内心的算盘各不相同。
有人是为了保全那摇摇欲坠的政权,有人是为了在混乱中表露自己的“忠诚”,有人则将其视为向上攀爬的唯一阶梯,更有人,仅仅是出于对自身安危最原始的恐惧。
然而,他们所做出的每一个看似微小的行动,却在无形中,汇聚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——中央设定了最严苛的调子,地方则将其无限扩张,秘密警察们如嗜血的饿狼般冲锋在前,连最底层的民众,也成为了这根传递情报的细线。
大清洗的每一步,都并非凭空发生,其背后,是无数双手的推动。
发号施令者毫不犹豫,抓捕者毫不手软,判决者从不拖沓,甚至连提供线索的民众,都以一种扭曲的“积极”参与其中。
面对这样一种集体合谋的力量,又怎能期待它停下来?它非但无法被遏制,反而会在这种集体的驱动下,越推越紧,直至将所有人都裹挟至最终的,无法挽回的结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