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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百万人口,分出六十万到九十万,供养长安南北两军;
余下六百万人口贡献的农税,也就是将将供养基本的官僚系统运转。
所以,太祖高皇帝才会说:分封制度不可取,但始皇尽废分封、尽行郡县,也同样不可取;
所以汉家才会容忍、允许,或者说是需要开国初的异姓诸侯,以及后来的宗亲诸侯存在。
——这不只是转嫁地方治理成本,也同样是在转嫁官僚系统,以及军事武装力量的维持成本。
后来发生的事,自然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了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,本就算不上附属的北方燕、代、赵三藩——尤其是苦寒之地的燕、代二国,愈发无法承担起北方边防部队的开销;
以至于到了太宗孝文皇帝年间,北墙部队已经吃不饱饭、穿不暖衣了,迫使太宗皇帝不得不采纳晁错的建议,许天下百姓民输粟捐爵。
所谓输粟捐爵,便是任何人,只要将一定数量的粮食运送到北方边墙,就可以凭借运粮凭证,换取一定限度内的爵位。
是空手套白狼没错,却也是没办法的办法。
若非事态已经严重到了一定的程度——若非不这么做,边墙卫戍部队就要维持不下去了,太宗皇帝也绝不会选择这种方式,来解决边防部队缺衣少食的难题。
或许换个皇帝,还会因此问责燕王、代王:为啥饿着朕的边防将士?
但太宗皇帝本就是代王,对于北方边墙的状况,自然是最清楚不过的了。
北方如此,南方的长沙国、淮南国稍好些。
尤其是淮南国,地大物博,气候适宜,肩负起南方的边防压力,就显得相对游刃有余一些,不像长沙国那么吃力。
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,是那些不需要承担边防成本,又不受边疆战事影响的内陆国。
如齐国,楚国,以及刘濞的吴国。
久而久之,腰包厚实了,腰杆也直了、翅膀也硬了,自然免不得生出‘和长安掰掰手腕’的念头。
尤其太宗皇帝还‘得位不正’,就更助长了这种不应该出现的念头。
没办法,太宗皇帝和先孝景皇帝,自然就只能不遗余力的巩固函谷关防线,以备关东生乱。
梁国本富庶,奈何‘为关中守函谷关’的压力太大,搞得太宗皇帝、先孝景皇帝,也是连续十几年给梁国输血。
待吴楚乱平,先帝老爷子把汉家的大权,一点一点移交到刘荣手中时,汉家的情况总算是好了许多。
——经过五十多年的休养生息,尤其是文景之治的国泰民安,相比起开国时,汉家的整体人口已经翻翻,从一千五百万涨到了三千万。
虽然与之对应的,是农税被太宗皇帝减半,使得汉家的农税收入,依旧和开国时期相差无多;
但不一样的是:开国时,汉家人口一千五百万,关东诸侯占其五,开国元勋占其一,长安朝堂占其四。
而刘荣在先帝朝太子监国时,关中人口已经直逼二百万户,一千三百万口!
再加上北地、陇右、上党等边郡,以及汉中、巴、蜀等地;
情况变成了:天下人口三千万,关东诸侯占其四,功侯贵戚占其半成,长安朝堂占五成五。
虽然人口翻倍+农税减半,导致了汉室的农税总量不增不减,但长安朝堂中央‘四成到五成五’的人口占比,也依旧为长安中央,赢得了八分之三,也就是将近40%的农税收入增长。